暑期创作大赛中，郑耀先曾在临澧特训班担任教官，经历了与七十六号的生死较量。在这场生死搏斗中，郑耀先与他的八个结拜兄弟相互依靠，最终只有他与“四哥”徐百川幸存。尽管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，但郑耀先的军衔最终为上校，虽然职位并不显赫——他的职责并不明确，显然不属于行动处或情报处的处长（这些岗位的军衔一般为少将）。在小说原著中，徐百川被称为二处“处座”，而郑耀先则是他的下属。
一天深夜，郑耀先和徐百川走在大街上，身边没有随行警卫。显得格外寂静的街道上，连兄弟宋孝安和赵简之也未曾陪伴。此情此景似乎让人感叹，连升任行动队队长的宫恕，也比他们看起来更有实权。
深入史料我们可以发现，像郑耀先、徐百川这样的上校军衔，却没有专职部门领导的高级特工，在军统局并不罕见。虽然他们的能力出众，却往往难以管理，因此只能承担一些特殊任务，无法长期掌握实权。常见的职务名称包括“某某专员”。例如，在1975年与文强、周养浩等一批特务被特赦的事件中，胡靖安担任保密局的中将设计委员，段克文则是军统局派驻长春的少将专员，文强在上海也曾担任过策反专员（从上校晋升为少将）。
展开剩余76%尽管郑耀先的能力不容小觑，但他始终未能获得戴笠与毛人凤的信任。郑耀先与郑介民是同宗，按理来说应该是亲戚（郑介民字耀全，在古代有字与名之分，族谱以字排序）。郑耀先虽然与“耀全兄”郑介民有亲戚关系，但他并不愿意与其走得太近，反而与毛人凤产生了深刻的矛盾。毛人凤一直希望除掉郑耀先，但郑耀先却与其不断地角力。
这时，可能很多人会受到电视剧的误导，认为郑介民的资历、能力和权位都低于毛人凤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郑介民不仅是军统局的最后一任局长（正式的局长，而戴笠一直未能正式扶正），同时还曾担任过保密局的首任局长。当郑介民担任主任秘书时，毛人凤仅是代理主任秘书；而当郑介民晋升为局长后，毛人凤和唐纵则是副局长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当郑介民不再以国防部第二厅中将厅长的身份兼任保密局局长时，毛人凤升任局长后，却发现保密局已被划归国防部，并且郑介民晋升为国防部次长，成为了毛人凤的上司。
如果郑耀先在戴笠死后主动靠近郑介民，毛人凤必定不会对他动手。倘若郑耀先与郑介民结成同盟，他有可能在国防部获得少将高参的位置，甚至在不久后，成为第二厅的处长或副厅长，届时，他将能够与第三厅的郭汝瑰建立联系，获取更加重要的情报。
提到郑耀先与郑介民的亲戚关系，不得不提与郑介民同学的吴敬中。吴敬中在历史上真实存在，原名吴景中，曾担任过军统临澧特训班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兼情报教官、军统西北区区长及东北区区长等职务。他与郑介民以及蒋建丰（蒋中正之子）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，因此回国后便迅速投向了共产方阵。吴敬中与蒋建丰的叛变行为是显而易见的，虽然郑介民与他们的背景大相径庭，始终为蒋介石效力。
吴敬中早期的职务也颇具挑战性，他曾在中苏情报所担任科长，也曾与文强一同在东北区工作过。文强曾回忆自己在东北区时的经历，指自己已经晋升为中将，是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，享有较高的职位。由于与孙连仲、胡宗南、戴笠的关系密切，文强得以顺利晋升。吴敬中晋升为少将的过程则较为复杂，但他得到了郑介民的庇护。
文强回忆，郑介民对他的照顾也体现在挽留他留下的努力。当郑介民得知文强准备离开时，他的心情显得非常低落，甚至说：“你不能走！华北、东北你都干过，你离开，那我还干啥？”在文强坚持离开的情况下，郑介民才提出让文强挂个名，成为设计委员会的中将委员，这样他仍然能够保持与军统的联系。
尽管文强最终在1975年获得特赦，吴敬中却没有和他见面。对此，有人猜测吴敬中可能是伪叛变者，与程一鸣相似，成为了潜伏的红色特工。尽管吴敬中是否潜伏至今成谜，他与郑耀先相比，显然在军衔、能力、学历等各方面存在显著差距。
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，吴敬中非常善于见机行事。在与郑介民亲近的同时，他还积极与戴笠接触，为了进一步融入军统系统，他甚至在“纪念周”活动后主动向戴笠介绍自己的莫斯科同学。吴敬中的这种做法为他赢得了戴笠的信任。
此类史料与电视剧《潜伏》和《风筝》中的角色设定形成鲜明对比，让我们不禁思考：如果吴敬中也如剧中的角色那般深藏不露，他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看不起郑耀先的暴露和激烈？在这两部谍战剧中，哪个更具深度？郑耀先的特工技巧与权谋，是否真能与吴敬中相提并论？他所表现出的种种缺陷，是否正是其致命软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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